嵌套并联结构两阶段DEA下科技创新效率测度与分解

目前有许多研究将两阶段DEA模型应用到科技创新活动当中，一般将创新活动分为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转移转化方式下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以获得更多的详细信息，本文拓展了传统的两阶段DEA模型，考虑了嵌套并联结构的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将科技创新活动分为科技成果研发阶段和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并将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分为内部转化和外部转化两个并联子系统。本文选取14家中科院院属单位作为被评价对象，应用加权加法分解方法计算整体效率和各阶段子效率。通过将本文模型与传统两阶段模型进行对比发现，传统模型会低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结果表明：整体科技创新效率均值偏低，科技成果研发效率均值高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均值，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中内部转化效率普遍较高但是外部转化效率普遍较低，较低的外部转化效率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将所有被评价单位分为四类机构，分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实现路径，可以通过重点突破模式和渐进突破模式来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产品适应性创新机制

现有产品创新研究多从用户、产品以及技术单一视角出发,然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产品以用户、企业、环境多维互动的方式进行创新,呈现出特有的适应性创新特征。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产品适应性创新的特征和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产品适应创新具有高频互动、即时反馈、快速适应性和用户主导创新四个显著特征,形成用户、企业、产品多方互动的适应性创新实现机制。与此同时,通过案例论证以产品、场景、用户为核心特征的产品适应创新实现机制的存在性,指出其本质是深入挖掘用户需求并实现用户需求的快速匹配。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

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当前我国科技金融结合不断推进的背景,文章以2007—2016年我国共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推行的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及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带动试点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重路径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积极申报试点城市建设.同时,应结合各地市情社情制定差异化试点政策,大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政府动态奖惩机制下绿色建筑供给侧演化博弈研究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现实境遇与完善路径——以四川“人脸识别案”为切入点

当前生物识别信息在我国社会中的运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生物识别信息具备本体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这决定了其具备与普通公民个人信息不同的重要性,应受到刑法的特殊保护,但我国既定刑事立法对生物识别信息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特殊保护.可运用实质解释的方法,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两高《解释》第5条中第1款第10项和第2款第4项这两个兜底条款,将"侵犯生物识别信息5条及以上"认定为"情节严重",将"侵犯生物识别信息50条及以上"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由此降低针对生物识别信息原本的入罪和法定刑升格的数量,最终实现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刑法保护.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论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是公众环境权的核心特性。为适应环境权理论的纵深化发展，除了从外部视角审视环境权的属性、内容、定位等特征之外，应当从内部结构对环境权本质特性予以剖析。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外部性理论与搭便车效应的制约。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众共用性，既有的环境权利理论应当接受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两大特征的改造。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体现在主体的不特定性、客体的非拥挤性和内容的共享性等方面。将公众环境权理解为公众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生态环境享有的非排他性权利，意味着可从保障权利主体的非排他性与客体的非拥挤性两个面向来实现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宋代閤职的内外演变与磨勘叙迁探析

宋代共设有三等閤职，最初供职于閤门，后閤职官员出外任职情况变得普遍，直接推动了外任武官兼带閤职制度的发展，此后閤职作为武官兼带的一种职名，成为奖励军功以及控制武官的一种有效手段。而閤职制度的发展也使閤职作为武臣清选的地位逐渐确立，表现之一就是在磨勘叙迁上较一般武官而言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同时，内外不同的閤职在磨勘制度上也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也加深了閤职作为武臣清选的内涵。